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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次爆轰实验成就“青春之歌,
发布时间:2020-07-06   来源:中国核工业 

 李植举 口述 王煊昌 整理


  我是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二机部九院的。当时学校公布的分配单位中有“青海第二机械试验场”,我抱着到大西北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激情,向学校写了申请报告。回到家,父母得知我主动要求到大西北工作的消息好久都没有说话,过了好几分钟,我爸大声地说了句:“你现在就马上和金焕结婚。”按照当时的报到要求,两天后我就得出发,于是紧张地去办了结婚证,金焕也给她妈妈发了一个电报。结婚第二天,9月1日,金焕送我到泉州,在泉州照相馆,我们拍了一张“千里情深”的结婚照。到青海西宁,工作单位办事处的值班人员接待了我们,过了好几天才从办事处那里知道我们的工作单位是叫二二一厂,属于哪个系统、研制或生产什么都没敢多问。工作很长时间后,才知道是二机部九院的下属单位。


  之后我们被分配到各个科研室,我在实验部二室四组,分管的室主任是经福谦,组长是叶钧道。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对我影响很大,我做了数百次爆轰实验,插接过数千发高压雷管,没有出现过一次质量问题,没有发生过一次技安事故。



进厂前的“千里情深”


  我们为“596”实验节约了宝贵时间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是“596”。源于1959年6月苏联政府决定暂缓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制造原子弹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枪法,把裂变材料瞬间堆集在一起实现超临界产生核爆炸,这种方法简单、费核材料,不可能小型化;另一种是内爆法,靠内爆过程瞬间把裂变物压紧实现超临界。


  我们组在“596”任务中的实验课题是两个系列实验。其中一个是221基地首次进行含弱放射性材料的一次大型爆轰实验。针对前几次实验结果不理想的情况,组长叶钧道指定我所在的实验小队实验研究光学测试和电学测试的实施方案。为得到实验条件下提供高速转镜扫描摄像的光源物件的最佳制作方案,张万甲和我为此做了十多次小型实验。得益于新的光、电信号源制作工艺,实验很成功,电学测试结果也很理想。我们在制作工艺的实验研究中,还把实验部马耀贤得出的光学底片黑密度和受载体压力的线性关系进行了扩展。


  之后我们组迅速启动了第二个系列的爆轰实验,待测界面压力和质点速度改变,实验装置径向尺寸也大了一倍,经过周密细致的研究,实验取得圆满成功。一系列实验的成功,使原计划的另两轮试验可以跳过,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赢得了宝贵时间。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大家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不过由于保密,大家只是轻声细语地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首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我们组很快就接受了新的任务,叶钧道组长要求我抓紧时间编写相关实验设想方案,以及实验装置所有实验部件的设计任务书。这一任务目标要应用于导弹核试验的核弹头,体积不到之前的二分之一,设计和加工的精度要求必须提高。由于加速飞行,各部件加载过程会发生变形和位移,对弹体的连接和支撑结构都有更高的要求。这些都必须考虑。我不到一个月就把实验方案和全部设计任务书陆续完成。接下去便是和设计部门、加工车间、测试单位协商细节。


  1965年,实验部进行组织机构调整,我还没当过队长就被提任为新二室四组组长。接到的主要任务是聚合爆轰出中子实验等三项,任务是新的,人员也全是新的。同时21室经福谦主任还要求我配合他们继续完成相关实验。没多久,我们组又接到了一项为氢弹理论设计提供热核聚变参数的重要试验。担子很重。虽然21室就在楼下,但也得经常楼上楼下跑。好在大家配合默契,任务完成得比较顺利。



离开九院调回福建时在一所门口的留影


  “A城保卫战”


  在1963年9月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交出后,九院就将研究原子弹的理论队伍转向研制氢弹。


  1965年年底,分管理论部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副院长带领理论部邓稼先主任和周光召等几位副主任及一批理论专家来到二二一基地。周光召、于敏等科学家一个个报告他们理论设计的氢弹模型。期间,二二一厂党委书记、厂长吴际霖主持召开会议,讨论1966~1967年氢弹研制生产计划,并选择于敏团队的创新型理论方案作为主攻方向。在没有完全成功把握的情况下,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提出作两手准备。为最快攻克“创新型”理论方案,他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把攻坚任务分为三大项,并落实到三个科研室:检验主构件是否可行的实验任务交给23室,检验能否提供一级点火中子的任务交给2室,21室负责监测初级爆轰冲击过程特殊界面处的流体动力学参数。只有等23室交出“可行”的结果,2室和21室才能有的放矢。


  我把23室的实验研究课题称为“A城保卫战”。经过一个多月实验,结果令人失望。但也让我意识到目前的方案缺乏全局战略思想。我在会上提出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巧办法。虽然我是最年轻的科技人员,但大家还是很认可我的想法,认为是“一石三鸟”,让我心里很是激动。


  经理论部计算,新方案模型很快确定下来。三个方面的实验研究工作同时铺开,很快解开了理论模型的疑团。但如何实现技术应用,难度还很大,为了集中兵力,刘西尧副部长决定从2室、21室和23室选拔技术尖兵,组成新2室。从周一到周六,爆轰实验场的计划都被新2室排得满满的,星期天还经常加班。经过半年多的苦干巧干,氢弹的奥秘就如浮出海面的冰山,越来越清晰了。


  天空中又升起一轮美丽的“大太阳”


  1966年隆冬,我们直奔罗布泊核试验场。我们爆轰作业队的任务有三项:配合实验装置总装配过程的质量控制;实验装置总装后运送至铁塔底下用卷扬机起吊到塔顶的爆室里安放好;接插雷管组合件。接插雷管组合件是一项关系到核试验成败的技术工作。九院该核装置总负责人陈能宽和室主任陈常宜也一起到了塔顶的爆室里。我们周到细致、万无一失地进行一个个雷管组合件的插接,并进行自检和互检,我还一个个进行复检,并在质量报告单上一一签字。之后,陈能宽还再次察看爆室的上上下下。氢弹原理试验装置稳坐在爆室正中,众多探头簇拥、电线电缆盘绕,顶部的同步起爆系统就像一顶壮观的皇冠。1966年12月28日上午,新疆还是早晨,天空又升起一轮美丽的“大太阳”。


  “小方井”里进行氢弹总装


  这次试验成功后,全当量的氢弹研制任务马上到来。


  以大会战的新2室四组为基础,从其他组抽出个别人员到四组,又从设计部调来两名结构设计的技术骨干组成了攻克这一任务的新四组,我担任组长。为减少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干扰,在第一次全组会上,我提出三点要求并得到了大家一致同意:试验成功之前,不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不参加写大字报和大辩论;不以任何方式表示支持或反对任何一派群众组织。


  由于上次的试验结果和理论设计很接近,新项目的理论方案很快就敲定。组里分为产品结构检测、高压延时爆炸开关、高电压低气压的电气性能三个实验队,一心一意专攻新项目。其他兄弟单位的炸药、机械加工也能很及时地提供,实验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经过三个月数十次的爆轰实验和电气性能实验,我们圆满完成了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前的全部爆轰冷实验。


  全当量氢弹总装在一个车间正中央的半米深的“小方井”里。操作人员严格按照预先制定的程序进行,并随时对照“点线检查”一一记录。陈能宽自始至终守在总装配台旁,发现问题立即组织处理。总装结束,负责管理零部件的同志发现用于固定在弹壳上的一个部件的螺钉少了一个。如果螺钉掉入弹体内部,就可能发生位移或撞击。在陈能宽的直接主持下,我们实施了有效的防患措施。后来又意外地在装配台的支架下端侧面发现了这个螺钉。


  1967年6月17日上午7时,罗布泊上空进行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的72号轰炸机,从马兰机场起飞,向着罗布泊腹地上空高速飞去,刹那间,抛出一颗爆炸威力巨大的“人造大太阳”。


  氢弹试验成功后,1967年~1968年期间,组里没有新的型号任务,我提出并进行了“冲击载荷下多层抛射体的运动规律”的实验研究课题。实验结果澄清和纠正了以前一些实验现象的错误判断,并为以后排除突破其他实验结构设计中遇到的一些错误信息的干扰准备了可靠的实验理论基础,而且填补了冲击波物理的空白。


  李植举,福建南安人,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二机部九院二二一基地,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大型爆轰试验研究,1965年起一直担任科研组组长,1978年5月任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多次作为国家试验工作队爆轰队队长参加国家核试验。1985年任漳州大学副校长。1994年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