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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发展史的书写者与见证者——火箭院老中青三代航天追梦人剪影
发布时间:2019-05-22   来源:光明日报 
  4月20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100次发射,成为我国第一个发射任务次数过百的单一系列火箭,也成为中国航天由大向强奋进的有力注脚。
  成立于1957年11月16日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火箭院),是我国第一枚长征运载火箭的诞生地。60多年来,随着一次又一次发射任务的成功实施,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火箭院逐步成为我国最大的运载火箭研制基地。而这些奇迹的背后,是一群默默无闻的航天人,他们都在为实现航天强国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我希望能为国家多做点事”
  火箭院的主楼大门上,竖立着“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6个字——这是1964年4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周恩来总理对当时参加研制的工作人员提出的寄望。
  那个年代,既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余梦伦,在当时和众多年轻人一起,毅然投身于祖国的航天事业。鼓舞他们的是火箭院第一任院长钱学森的一番话。“他说他有两个相信:相信中华民族有能力攻克科学的难关,相信广大知识界人士都是爱国的。国家对我们那么信任,我们要好好地搞这个尖端事业。”余梦伦说。
  1960年,24岁的余梦伦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迈进中国航天的大门。那时的计算技术比较落后,弹道计算靠的是只能做加减法的手摇计算机,一条现在不到1秒钟即可算出来的1059弹道,当时要花上2个多月。有一次,余梦伦在进行弹道设计时遇到一个棘手的技术难题,为了尽快验证自己的设想和解决方案,连续几周里,他几乎一刻未曾离开过那台手摇计算机。一次次计算、一次次修改,在计算机摇柄无休止的转动中,时间也在悄然流逝……当余梦伦抱着一叠数据报告与同事交流分享时,大家惊奇地发现,一向清瘦的余梦伦,右臂比以前粗实了许多。同事和家人劝他多注意身体,他却淡然地说:“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我希望能为国家多做点事。”
  而这一做,就是59个年头。
  回忆往昔的奋斗之路,余梦伦念念不忘我国仿制苏联第一枚导弹1059试验成功的情景。为了不受外国欺负,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下定决心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两弹一星”。老一辈航天人果然不负众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1059让我们入了门,中国人还真能干事。”余梦伦感慨,从那时起,他在导弹及火箭的弹道设计领域高歌猛进。
  作为中国弹道领域公认的开拓者,余梦伦相继提出和设计了低弹道、小推力弹道、亚轨道型停泊轨道、高空风弹道修正等方案,完成了多种型号的弹道设计任务,为长征火箭铺设了一条条“通天之路”。
  虽然为导弹和火箭设计了无数条弹道,但余梦伦的人生轨迹只有一条,那就是单调枯燥、在航天工程中不可或缺的弹道设计岗位。从优秀共产党员到全国劳动模范,从博士生导师到中科院院士,余梦伦获得过很多荣誉。其实他当过的最高职务,就是火箭院总体设计部十一室一组的工程组长,能够调遣的人员也只是当时组内仅有的八九个人。
  在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冲在最前线的是一大批以余梦伦为代表、内心激荡着爱国情的有志青年,“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他们要尽己所能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忘我奋斗。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航天追梦人陆续接棒。
  “没事儿,得尽快把问题解决了”
  在火箭院总体设计部十一室的载荷与力学环境工程组,人们总能看到一个身影。他并不高大,却温厚、豁达、谦逊而沉稳,年轻人尊称他为潘老师,稍长点的同事则亲切地喊他老潘。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潘忠文并不老,大家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总在技术攻关中担当重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20世纪90年代,中国运载火箭已经跻身国际发射市场,24岁的潘忠文刚工作不久就跟着老专家,代表火箭方与国际卫星公司谈判。几轮谈判下来,他发现大多数时候的协调都没有效果,原因在于缺乏一项星箭界面力学环境测量共同遵守的准则。
  为了打消外国人对中国航天技术的疑虑,使技术协调有章可循,潘忠文萌生了编写一项国际标准的念头。为此,白天,他带着英文词典奔波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之间,查阅先进国家的标准和准则;晚上,他守在电脑旁,用并不熟练的英语向国外专家虚心请教,一熬就是一整夜。这样的工作状态,他坚持了9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项标准发布后,很快成为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并带领中国航天走出国门。回首编写标准的岁月,同事们不禁感慨万分:“9年来,有多少人从他的身边超越而过,走上型号、行政的领导岗位,可他仍然不为所动地坚持了下来。”
  长征二号丙遥十二火箭发射成功后,型号总师给潘忠文发了一条短信:“非常感谢你这位大功之臣!”原来,2000年为提高运载能力,长征二号丙火箭整体加长,仅结构就发生了50%以上的变化。这让型号总师为是否要做全箭模态试验感到为难:做试验,时间来不及;不做又没有先例,风险无法说清。潘忠文提出了采用计算机仿真的方法代替全箭模态试验的思路。
  据型号总师回忆,那段时间,深夜走出办公室,总会发现楼上房间的灯还亮着。上去一看,果然是潘忠文,就对他说:“小潘,别总这么加班,注意身体,我们还有时间。”可他总是抬头笑笑说:“没事儿,得尽快把问题解决了,不然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没过多久,潘忠文就用翔实、确凿的分析结果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大大缩短了型号的研制时间,省下了千万元量级的试验费用。
  在我国航天事业从小到大的过程中,冲在最前线的是一大批像潘忠文一样胸怀科技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他们在专业领域奋勇争先,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推动我国运载火箭逐步走上国际舞台中央。
  “争取早日实现航天强国梦”
  2018年,中国航天全年宇航发射次数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火箭院总体设计部的年终总结大会上,首次设立的“领航功勋奖”被颁发给5位贡献突出的员工,其中一位年仅30岁,名字叫曾耀祥。
  载荷参数是火箭设计的重要依据。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载荷设计方法”沿用了几十年,而当前的新型火箭规模大、性能强,对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曾耀祥从公认规范成熟的原有方法中发掘出精细化的突破口。2018年年底,他提出的优化方法获得评审组认可,未来将应用在长征七号甲、长征八号、长征九号等运载火箭的研制中。担任评审组组长的潘忠文认为,曾耀祥摸索出的新精细化方法对火箭发展很有意义,它使大型火箭的载荷降低15%左右,有效提升了新型火箭的运载能力。
  从小怀揣航天梦的曾耀祥,如今已是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技术骨干。
  一次在海南文昌发射场出差时,曾耀祥突然得到消息:发射场气象观测站最新地面风速测量结果远超预期,如此一来,从技术区到发射区垂直转运的过程中,包括临射点火前,突然增大的地面风很可能把火箭尾段吹垮,后果不堪设想。必须要按照新的地面风速开展载荷及结构设计。但此时火箭尾段已经交付工厂生产,怎么办?型号负责人决定:既要保证研制进度不受大影响,又要开展地面风减载设计。
  时间紧、任务重,作为型号主管设计,曾耀祥二话不说,选择了迎难而上。在查阅了几乎所有关于地面风载设计的文献后,经过3个月的摸索,曾耀祥采用统计理论方法,系统开展了地面风统计及火箭发射概率研究,发现了海南发射场与内陆发射场地面风时空变化规律的差异,首次在火箭上开展了防风减载设计,给出了减载结构设计准则,巧妙解决了型号困难。
  每一个时代的进步,每一次成功的突破,既需要继承,也需要创新。在曾耀祥看来,对于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航天人来说,当下的使命就是不断创新。“老一辈航天人的奋斗已经解决了有无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在他们的指导下,继续创新,提高火箭的设计性能,争取早日实现航天强国梦。”曾耀祥说。